刘悦伦
内容摘要：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和挑战，也给老年教育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基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需要更加科学地理解老年人的内涵，注重从高层次分析老年群体的需求，更加准确地把握老年教育在积极老龄化上的定位，更加积极地认识老年大学的地位和作用。为此，要建设面向未来的高质量老年教育。广州市老年干部大学在这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探索，尝试走出一条始终坚持与中国式现代化同向、与广州的社会经济发展同行、具有广州特色的老年教育之路。
关键词：积极老龄观；老年教育；面向未来；高质量；广州特色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是我国今后较长一个时期的基本国情。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在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的今天，如何使积极老龄观更好地落到实处？老年教育作为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途径之一，是否能为老年人提供社会参与的技能支持和知识保障？是否能够对老年智力资源进行二次开发发挥积极作用？是否能够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有所助益？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给老年教育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首要任务是准确把握人口老龄化态势。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根据最新数据统计，2022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8亿，占19.8%，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09亿，占14.9%。未来，“十四五”时期的人口老龄化压力比“十三五”时期要大，1962-1976年婴儿潮人口在未来5-10年进入老龄化。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的中方人口预测结果显示，到205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超过5亿人，占比将达到38.81％，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占比将超过10％。
从总人口数量看，2027年我国总人口将跌破14亿，2049年将跌破12亿。把中国老龄化率程度与美国进行对比，就会发现美国可能到2032年后，老龄化率水平不再上升，到2050年约为18%，而中国则将达到27%。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趋势，将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同期水平。
(一)人口老龄化给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和挑战
近几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我国劳动力的工资也不断上涨，就有我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刘易斯拐点却已经来临的说法。“刘易斯拐点”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提出的，就是在“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下，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由10%减至7%进入刘易斯拐点即人口红利消失转折点。2015年中国农民工首次出现零增长、负增长，农村劳动力纷纷返乡，劳动力供给不足，机器替代人工有限，传统技术进步放缓，导致中国经济生产力下降。”刘易斯拐点和人口老龄化的接续到来，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二)人口老龄化给老年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老年人口的数字增长虽然为老年教育提供了非常庞大的生源，老年教育事业前景十分广阔，必须从只面向少数人转向公平普惠。同时，新进老年人行列群体的受教育程度迅速攀升，将对老年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出更加紧迫和更加强烈的要求，必须从只满足老年人低层次需求转向满足老年人高层次需求。此外，现有每年近2000万的退休人员养老，需要巨大的政府财政支撑，需要年轻人更大的抚养精力投入，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极大的负担和压力，老年教育如何在以积极老龄化助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更大作用，需要更深入的思考和更有效的手段，老年教育应当成为整个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最有效手段，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最根本途径。实现人口素质优良，人力资本雄厚，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实现长期的良性互动、动态均衡，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老年教育大有可为，也必须大有作为。老年教育要助力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高质量转化，实现以人口健康和教育质量提升为表征的质量型人口机会，从而产生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打造新时代中国的“新刘易斯拐点”。
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背景下对树立积极老龄观的几点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看待老龄社会，积极看待老年人和老年生活”。这两个“积极看待”深刻揭示了积极老龄观的内涵，是我们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科学谋划老龄事业和老年教育事业发展的逻辑起点。要求我们要更加积极、辩证地看待老年人与人口老龄化，更好维护老年人权益、彰显老年人价值、发展老年经济，着眼社会服务全方位、劳动就业全领域、市场供给全链条，将积极老龄观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一)更加科学地理解老年人的内涵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新的年龄分段：44岁及以下为年轻人，45岁到59岁为中年人，60岁到74岁为年轻老年人，75岁到89岁为老年人，90岁及以上为长寿老人。而现实中，世界各国大多以退休年龄作为个人进入老年期的标志，简单的将行政式的退休人口转化为老年人口，导致了“未老被老”，很多情况下个人自身并未感觉已步入老年，而被其他人归入了老年人行列，个体在本身并没有显著的衰老变化，但在舆论和环境的影响下只能接受自己已经变老。积极老龄观认为，老年期是人生命历程的一个阶段，与其他年龄群体没有本质区别。衰老和功能衰退是缓慢渐进的过程，并非所有的老年人都需要照顾与护理，特别是“年轻老年人”这个群体，还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因此，不应刻意把老年人与社会隔离开来，更无须把老年人不分阶段的过度“养”起来，而应该进一步细化阶段、细化条件、细化措施，更加体现出对这个群体的尊重和爱护。当然，高龄和患病的老人需要照顾，但这在老年人群体中只是一小部分。
(二)注重从高层次分析老年群体的需求
中国老年教育理论研究资料中经常会引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安全需求(Safety needs)、爱和归属感(Love and belonging)、尊重(Esteem)和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但在教学实践中和对全国部分省市老年教育同行的了解过程中发现，在现行老年教育的目标设定和实践操作中，大多还停留在第三和第四个层面，对于第五个层次的需求的分析和探索深度不够、办法不多。因此对于老年教育高质量的发展的理论研究还任重道远，实践探索还大有空间。
(三)更加准确地认识老年教育在积极老龄化上的定位
人口老龄化绝不仅仅是老年人自己的事情，更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着力深化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观念，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内推动积极老龄观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老年教育要将自己的发展视野和发展路径融入到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要求上来，要将老年教育在作用发挥和社会服务效应体现到经济社会的“大路”上来，不能关起门来搞研究、办大学，更不能自划一域，简单生长。
(四)更加积极地把握老年大学的地位和作用
数据显示，目前60-65岁的老年人口有7338万人，活跃在老年大学的各种类型教学活动中的有1088.2万人，他们有时间、有经历、有专长，对财富的渴望不再强烈，但对参与社会和服务社会、甚至是报效祖国的情怀却有着非常强烈的意愿。应该充分认识到，老年大学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阵地、桥梁、纽带，能够将一部分“年轻老年人”和社会经济发展联接在一起，不仅不能让这些力量过早成为人口老龄化的制约因素，更是要凝聚起这些力量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力量。
三、广州市老年干部大学在建设面向未来的高质量老年教育方面的实践探索
老年是人的生命的重要阶段，是仍然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搞好老年教育，确保老年人老有所学，才能保证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通过系统、深入、全面的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年教育的重要论述，广州市老年干部大学立足于发展面向未来的高质量老年教育，始终坚持与中国式现代化同向、与广州的社会经济发展同行，尝试探索走出一条具有广州特色的老年教育实践之路。我们主要在“集聚”和“辐射”方面作了一些工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出台一份文件，将老年教育力量和资源“统”起来
今年年初，广州市老年干部大学牵头推动广州市委老干部局、市教育局、人社局等数个单位，以市委深改委1号文的形式出台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广州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成为广州推进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依据和支撑。文件在全国老年教育领域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目标，引起了老年教育同行的广泛关注。文件旨在发挥好广州老年教育的“集聚”作用，做到“五个明确”：明确了广州地区老年教育领导组织结构。在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下增加了老年教育议事协调职能，增加老干、民政、文化、老龄等成为成员单位。明确了老年开放大学和老年干部大学这两个主要办学力量的职责定位。领导小组在两个市校分别设立联络点，负责组织协调各类老年教育相关活动。依托市开放大学建设四级老年教育体系，老干部大学承担标准化示范化建设管理工作。明确了全市可调配的老年教育资源范围。整合文化体育科技资源，建立示范性“智慧助老”学习场景，打造半小时老年人学习服务圈。明确了广州老年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实现路径：国际领先、国内示范、广州特色。明确了全市的老年教育督导机制。由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每3年组织一次老年教育专项考评。
文件的出台，较好地解决了地区性老年教育在实操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为广州老年教育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二)建立一个机制，让优质的老年教育资源“沉”下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组成部分，老年教育积极应对中国式现代化对教育工作的战略需求，就是要让老年人方便可及、内容适需，费用合理、服务高效，满足老年人对美好生活新期待，让更多老年人了解老年教育、接受和享受到高质量的老年教育。
广州市老年干部大学在11所区级老干部大学完成分校建设，并同步提出了市—区—街(镇)—村(社区)四级老年教育机构“九互五联”的合作办学理念。“九互”即理念互通、课程互补、师资互聘、教材互用、成效互评、特色互助、科研互办、交流互动、校园文化互融；“五联”即在课程、师资、活动、成效、对外交流五个方面与各分校展开联建联设。市、区形成合力，向各社区服务驿站、养老机构、文化中心等老年人聚集场所提供优质老年教育资源。
比如政府层面，广州市海珠区作为全市“智慧养老”试点区，下属瑞宝街全街面积约为6.3平方公里，总人口约为17万，新建的党群服务中心总面积达1892㎡，内部功能细化有两代表一委员工作室、志愿服务站、居民议事厅、党建工作室、妇女儿童之家、长者之家、街道党校和老年大学等，是一个涵盖全流程的一站式养老服务综合体。这样的养老模式，“功能全面、服务实惠、人气兴旺”，市区两级的老年大学主动将精品特色课程送进社区，将老年教育教学点融入到广州“大城市大养老”的末端载体，切实将家门口的老年大学建了起来。
又比如社会机构层面，我们联合广州越秀集团旗下康养板块(越秀康养)，在广州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白云区等中心城区建设的7所综合性养老机构(康养社区)，总建面积超过10万㎡，其中休闲学习场所室域面积超过1万㎡。通过与周边街道颐康中心(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党群中心、长者之家等社区机构的紧密联动，将机构养老服务、居家养老服务、长者饭堂、老年大学等服务延伸覆盖超过3万名社区长者，形成机构—街道—社区三位一体的综合性为老服务综合体模式。
再比如社会力量层面，我们联合广州市民政局申报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依托《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现有老年大学教学点，优化资源组合，打造广州市老年干部大学(广州老年大学)红棉学堂“百千万”工程。在1年内，计划建设100个教学点、向基层社区投送1000门课程、增设至少10000个学位，2025年底，基层教学试点在全市各村(社区)的覆盖率达95%以上。为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老年教育提供新型营养与土壤，进一步增强全市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三)打造一个品牌，让新时代的老年教育“潮”起来
近年来，《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互联网网站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和《移动互联网应用(App)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等一系列文件陆续发布，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老年群体紧跟科技时代步伐，跨越数字鸿沟的关心和关爱。另一方面，经过调研和实践接触我们发现，大部分老年人对于了解最新的科技前沿信息和科研成果，是抱有期盼的，只是缺少了机会和平台。老年教育正是实现时代期盼和群体需要“双向奔赴”的最佳桥梁。
广州市老年干部大学2022年秋季学期在全国首创科技游学班，精选24家顶尖科技企业作为游学点，采取“参观+体验+讲座+研讨”的上课方式，让学员们深入了解云、大数据、物联网安全、安全服务及运营、态势感知、智慧城市、工业互联网等最前沿发展动态，助力老年人走在数字时代的潮头。在此基础上，2023年春季学期续办“综合科技游学班”，新设“健康科技游学班”，协调12家知名度较高的生物医药、健康科技企业作为游学点，选取首批19家热心老年教育事业、在行业内具有影响力的高科技企业建设游学基地，打造“科技游学”系列品牌。今年秋季学期，“科技游学”还延伸至佛山市、东莞市高新科技企业；未来，将向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延伸覆盖。
(四)成立一个智库，让银发科技人才资源“活”起来
2019年10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老科协成立30周年之际对老科协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他指出，老科技工作者人数众多、经验丰富，是国家发展的宝贵财富和重要资源。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和关怀他们，支持和鼓励他们发挥优势特长，在决策咨询、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推动科技为民服务等方面更好发光发热，继续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开发老龄人力资源。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充分发挥低龄老年人作用，鼓励各地建立老年人才信息库，为有劳动意愿的老年人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技能培训和创新创业指导服务。
今年以来，广州就将银发人才资源的开发列入全市工作开展部署：市委印发的《中共广州市委人才领导小组2023年工作要点》明确，建设银发人才库，推进羊城银发人才二次开发。早在2022年10月，我们依托市老年干部大学成立了广州市越为银发活力研究院(银发智库)，广泛吸纳广州乃至全国科技、教育、经济、人文领域的两院院士、专家教授等高端银发人才，围绕9个领域建立了银发专家库。目前，专家库已吸纳1227名银发人才，其中领军人才140人(含院士40人，来源国家主要为中国、德国、白俄罗斯；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25人、高层次人才75人，所属领域主要为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经济学等)、骨干人才628人、辅助性科技人才459人。
智库自成立以来，对接各行业需求项目186项，其中包括：推动了广州“集成芯片创新中心”落地；支持成立全球首家“广州市基因递送研究院”；协调组建“广州市新药械创新联盟”“琶洲数字经济创业投资联盟”。10月10日，广州市委书记郭永航到市老年干部大学调研，在听取了汇报之后，指出“广州市老干部大学办的有声有色，所谓有声，就是有声誉、有影响，社会反响很好，有色是有特色，有成色。银发智库就很有特色。”对老年教育带动银发人才资源服务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表示了高度认可。
(五)形成一种体系，让教师队伍“强”起来
教师是学校最重要最核心的人力资本，建立一支稳定、优秀的教师队伍是提高老年教育质量的根本，也是所有老年大学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但是，现实中老年教育的教师队伍普遍面临着要求不低、薪酬不高，权力不大、责任不小，使命光荣、地位一般的困境和窘境，也造成了一些栓心留人工作难度较大的问题。
长期以来，广州市老年干部大学一直在积极探索老年教育教师综合保障体系。一是聘名师：打造名师工程。制定《名师工程实施办法(试行)》，大力培养本校名师和引进客座名师，建强教师队伍，增强师资力量。二是建制度：探索职称评价制度建设，修订出台了《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办法》。特别是今年以来，主动对接市人社局、市文广旅局，在聘任校内职务的基础上，帮助教师申报国家认定的初级、中级、高级职称，进一步拓宽教师职业发展空间。三是颁荣誉：学校配套出台了《精品课程实施办法(修订)》，评选出20门精品课程、每年评选45名优秀教师，集体登台领奖、通报表彰，教师荣誉感、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四是提待遇：坚持普遍激励与差异化激励相结合，对初级、中级、副高、正高职称教师，大幅提升薪酬待遇，并适当调整了无职称教师、精品课教师、名师课酬标准，教师薪酬整体提升20%，激发教师队伍活力。老年教育教师出口拓宽、待遇提升、标准明确，激发了教师人才队伍创新创造活力，引导提升了教学实践能力，推动了老年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六)打造一个空间，与银发经济“合”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对银发经济的重视，反映出党中央对增进我国老龄人口福祉、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深刻洞察。根据全国老龄工委发布的《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8亿，消费潜力将增长到百万亿级，占GDP的比例将达33％，成为全球老龄产业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老年大学课程体系中，学习拥抱数字化时代，是最受老人欢迎的课程内容，而随着老年人对数字技能的掌握，数字化服务如电商、在线教育、医疗健康等，也成为银发经济的重要内容。老年教育在弥合数字经济、养老产业和老年群体之间的巨大鸿沟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广州市老年干部大学在校区内开辟出1200㎡的大空间，首批遴选出锐丰、视源、网易等6家具有社会责任心强、产品成熟可靠、品牌名誉度高的科技前沿企业合作建立数字化实践基地。设置智慧音疗、智慧视象、智慧生活馆、智慧科普馆、智慧智造5个场馆。组织老年学员体验最新智慧养老设备使用课程，操作适老化信息技术实操平台，促进老年人对智能家居、医疗保健、网络应用等方面的认识和了解，使老年人愿用、能用、乐用智能技术，为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提供教育支持服务，共享智慧社会带来的便利性、快捷性和智能性。同时，为设备提供企业进行产品测试和用户体验数据收集提供关键平台，企业的养老产品的适老性和可接受程度得到大大提升。通过调动企业和老年人作为供需双方的积极性，建立有利于发展银发经济的良性循环机制，开拓老年教育促进银发经济的重要渠道，弥合了养老产业和老年群体之间的巨大鸿沟。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未老已老”，老年教育作为与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幼儿教育共同组成终身教育体系中的“最后一公里”，地位突出、作用独特，其高质量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全链条终身教育的重要环节，也是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中的重要一环，责任重大、使命艰巨。今后我国的老年教育应该致力于让老年人口的社会参与、获得尊严和自我实现等基本需求得到进一步的尊重和满足；致力于更好地推动老年人口作为人力资本存量，成为促进银发经济发展的宝贵生产要素；致力于银发智力资源二次开发，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中发挥最大作用，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重要支撑。简而言之，新时代的老年教育要以极具地方特色的多模式老年教育办学方式，为实现老年群体高品质的老龄生活、高质量的老年教育和高层次的老有所为目标而不懈努力。
（本文发表2023年发表于《广州老年教育》第32期，作者系广州市政协原主席、广州市老年干部大学校长）